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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歷史簡述
發布日期:2017-12-12 11:43:00     來源:紅色扎西     

昭通市位于云南省東北部,云南北大門,處于云、貴、川三省結合部,中原入滇要塞,是“西南絲綢之路”的要沖,素有“鎖鑰南滇,咽喉西蜀”之稱謂。也是云南北上中原巴蜀、東下華東上海的橋頭堡。具有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戰略地位。昭通市面積2.3萬平方公里,現轄昭陽、魯甸、巧家、鎮雄、彝良、威信、鹽津、大關、永善、綏江、水富11個縣區,其中威信、鎮雄、彝良三縣為全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老區縣。昭通居住著漢、彝、苗、回等23個民族,2006年底全市人口540萬。

昭通的開發歷史悠久,是云南境內的人類文明三大發祥地之一,1982年在昭陽區北閘過山洞內,發掘出一枚人牙化石,經鑒定,距今5—10萬年之間,即舊石器時代后期,屬“新人”類型,是“新人”階段最早的人類化石,學術上命名為“昭通人”。昭通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達2200多年。夏商時期屬梁州境域,西周時劃為要服地,每年承擔歲貢,春秋戰國時期為溝通與滇中一帶的聯系,秦孝文王元年(前250)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通了“僰道”(今四川宜賓市至昭通市的驛道)。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派常安頁“略通五尺道”,道路寬五尺,加寬“僰道”,從宜賓——朱提(昭通)——建寧(曲靖市),全長千余里,在朱提境內置犍為郡,轄朱提(昭陽區),南廣(鎮雄)、堂狼(巧家、會澤、東川)等縣。西漢時期,今魯甸縣龍頭山一帶樂馬廠所生產的“朱提銀”全國聞名,且生產量巨大,近代以來在中原一帶都有出土,元、明、清年間,“朱提”二字成為中國白銀的代名詞。清乾隆、嘉慶年間,樂馬廠白銀產量居全國之首,一度稱為“銀都”。唐貞元十年(794),御史丞袁滋奉使南詔,在鹽津縣豆沙關(古稱石門關)勒石銘崖,記述出使南詔盛況,題記122字于石壁上,即“唐袁滋題記摩崖”,現為國家一級文物。

(一)昭通早期黨、團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

1913年春,昭通建立了云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1917年改名為省立第二中學,后改為省立昭通中學。在這所學校內,一直有思想進步的教師對學生進行啟蒙教育,昭通的學生運動,大多由該校師生發起,是全區學生運動和進步思想傳播的中心。

1941年,進步教師戴仁甫受聘到省立第二師范任教,他介紹《新青年》和其他進步書刊給學生們閱讀。對學生進行革命的啟蒙教育,昭通早期的一些先進分子,幾乎都是在他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五四運動后,省立二中響應省“學聯”號召,成立了“昭通學生愛國聯合會”,選舉二班學生劉千祺(壽安)任會長,學生王啟瑞、浦光宗、姜穆清、楊恩波等為成員。這是昭通最早的學生組織。“學聯”組織學生走出校門,舉行游行示威,街頭講演,開展反帝、反封建活動,推動了廣大青年學生的覺醒,同時,也教育了廣大群眾。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激起了昭通學生的反帝愛國熱情,各校學生聯合組織了“昭通學生聯合會”會長趙師孝(二中六班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游行示威,街頭演講,揭露日、英帝國主義在上海屠殺中國工人和愛國群眾的罪行,宣傳抵制日貨,并搗毀了英美煙草公司昭通分公司,砸了公司的招牌,這些活動激發了昭通學生和各界人士的反帝愛國熱情。

1927年,由于受大革命浪潮的影響,一些進步書刊在昭通學生中傳閱,其中有《共產主義ABC》等,通過對這些進步書刊的學習,加深了學生們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理解,激發了他們尋找黨組織的想法。

1928年春,中共黨員胡光和(后叛黨)受省臨委的指派,到昭通發展黨員,介紹查宗藩(后叛黨),費炳入黨,查、費又介紹聯合師范的黃際春(后脫黨)、二中的彭壽熙(后脫黨)入黨,這是在昭通發展的第一批黨員,并建立了昭通第一個黨支部。10月省臨委派黨員趙師孝到鹽津工作,介紹馬冰清(女)、馬華英(女)、王祚霖(女)、趙仁壽(女)入團,建立了昭通第一個團支部。

昭通黨組織建立后,省臨委先后送來一批書刊:《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中國革命論文》(周恩來、蔡和森、惲代英、肖楚女、陳獨秀等的文章)、《響導》、《布爾什維克》、云南黨刊《斗爭》、密寫的中共中央“八七”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中央和省的幾個通告及一些進步文藝書刊等。這些書刊和文件在黨員和學生中廣泛傳播,擴大了黨的影響,宣傳黨的主張,很多青年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由于省委遭到破壞,昭通黨組織與省委聯系中斷,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處于低潮,但黨員的活動并未停止,為昭通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創造了條件。

(二)云南反日義勇軍第一師第四、第五路軍在昭通的活動。

1929年冬,根據云南省臨委的指示,成立“云南救貧義勇軍第一師”(“九一八”事變后改稱“云南反日義勇軍第一師”),義勇軍由中共會澤中心縣委書記蔣開榜任師長,會澤設立司令部,下設八個路軍、其中第四路軍由楊偉賢(彝良人)任司令,活動于川滇交界地區的彝良、威信、鎮雄、興文等縣;第五路軍由王興書(彝良人)任司令,活動于昭通彝良、大關、鹽津等縣的部分地區。

第四路軍反日義勇軍司令楊偉賢,曾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過副團長,在北伐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了黨的組織,他曾參加“松滬抗戰”,后因為告密“偏共”,請假回云南,接受了中共會澤中心縣委任命擔任第四路軍司令,在彝良聯絡軍界同仁拉起了武裝,在川滇邊境一帶活動,殺富濟貧,在彝良東部,鎮雄西部一帶山區留下許多傳說,后在滇軍和反動地方武裝的多次合力“圍剿”下突圍分散活動。楊偉賢后到川南尋找到黨組織,建立起一支游擊隊,為盡快擴大武裝,策反滇軍中有進步思想的鎮彝威剿匪指揮部營長范敬章部棄暗投明,范答應了楊的策反,答應將部隊拉出,因人告密,范被逮捕關押于鎮雄監獄。范被關押后,楊偉賢采用“圍魏救趙”策略,將駐鎮雄的滇軍引出轍回昭通,派另一部圍攻鎮雄城,打開監獄,救出了范敬章。此役繳槍200余支,大鬧川滇邊境。1993年11月,游擊隊又奇襲了牛街分署,懲處了兩個牛街作惡多端的地霸,后在滇軍12個連的包圍攻擊下,游擊隊失敗,楊偉賢被迫轉移到四川南部一帶活動。

第五路軍司令王興書,1932年前往東川參加中共會澤中心縣委召開的秘密會議,被委任為司令,并授予了“第五路救貧義勇軍總司令部”印章、旗幟、章程等。回到彝良后,他利用宗教為掩護,在大關、彝良、鹽津等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以及宣傳救貧義勇軍打富濟貧、解除窮人被壓迫、被剝削的主張,串聯和發動群眾秘密組織他們參加義勇軍,經過王興書歷盡艱辛,在彝良、大關、鹽津的周邊地區秘密組織了數百人的隊伍。1933年冬,為解決義勇軍的武器裝備問題,王率領100多人潛入彝良縣城,準備奪取縣政府警備隊的武器,因部分首先進入縣城的人員在飯店吃飯時不慎將義勇軍的旗幟暴露,遭國民黨地方武裝圍捕,王興書命令全部隊員轍出縣城,到深山密林中隱蔽,待時機成熟,再行暴動。義勇軍的旗幟暴露后,彝良縣政府一面將情報逐級上報昭通專署和省政府,一面派出大批軍警對救貧義勇軍進行搜捕,大批隊員被捕入獄,國民黨云南省政府通令東昭各屬機關嚴加防范,彝良縣政府懸賞200元緝拿王興書首級。

1935年2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威信地域,為配合紅軍北上抗日,王興書積極籌劃,秘密聯系各地隊員,制發旗幟、宣言、符號,籌措干糧,計劃于4月5日(農歷三月初三)以勸道為名,召開龍華會,舉行武裝起義,奪取國民黨地方武裝槍支,擴大武裝,參加紅軍北上抗日。不慎被彝良縣政府密探偵知,將起義計劃密報縣政府,4月2日,彝良縣政府召開軍事聯防會議,部署圍剿救貧義勇軍,并函請大關縣政府派兵協剿,于4月4日晚封鎖了各個關隘路口,集中兵力于天亮時向義勇軍各聚集地發動攻擊,各個擊破,將義勇軍圍住,收繳了義勇軍印信、旗幟、符號、槍支彈藥,王興書不幸被捕,在敵人嚴刑拷打面前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第四、五路義勇軍的斗爭,喚起了昭通邊遠山區人民的覺醒,宣傳了黨的主張,播下了革命火種,在昭通人民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途徑昭通和“扎西會議”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紅軍遵義會議決定的北渡長江的計劃受阻,土城一役又失利,中央和中央紅軍才轉向滇黔邊區,于2月4日進入昭通市威信縣域,于2月14日離開,前后共11天,這期間,川、滇、黔國民黨軍分幾路向紅軍壓縮過來,戰斗頻繁、軍務緊迫,中央紅軍進入昭通威信縣在向扎西鎮集結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8日在大河灘,9日在扎西鎮,連續召開會議。因為扎西是會議結束的地點,又是威信縣城,所以當時中央首長的電文,后來眾多老紅軍的回憶和專家學者的論文,都稱這幾次會議為“扎西會議”。“扎西會議”是繼遵義會議以后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與發展,內容十分豐富,一是完成了“常委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二是重新開始實施對中央蘇區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對當時急需解決的軍事路線、組織領導、白區工作等重大問題作了部署;三是根據敵情變化改變了中央紅軍新的戰略行動方針;四是討論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即《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擬定了“決議大綱”(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并在紅軍中傳達貫徹;五是研究部署了紅軍的精簡縮編問題;六是作出了回師黔北,重占遵義的重大決策;七是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決定。“扎西會議”決定洛甫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實際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召開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黨的歷史、軍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四)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六軍團長征途徑昭通

1936年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第六軍團在賀龍、任弼時等紅軍首長的率領下進入烏蒙山區,3月6日,紅二、六軍團從貴州赫章野馬川、以則河、法沖北上進入昭通地區彝良縣城,駐寸田、坪地、奎香一帶,紅軍在奎香設總指揮部,部隊分駐30多個自然村寨。在駐地附近召開群眾大會,組織群眾,鎮壓罪大惡極的土司、地霸,沒收地霸、土豪的糧食、財產分給窮苦群眾,當地人民群眾為紅軍當向導,使該地區域成為紅二、六軍團回旋烏蒙的臨時根據地,紅軍以奎香為中心,3月8日襲擊了追兵樊嵩浦部,殲敵300余人,繳槍200余支。3月9日,紅二軍團出兵鎮雄花山,一舉突破敵郝夢齡、萬耀煌設于廣德關的防線,二、六軍團主力順利地通過了一、二道堵截線,軍直機關進駐牛場。12日,賀龍、任弼時在以薩溝指揮部在哲莊壩設伏,將萬耀煌縱隊截為幾段,激戰一天,敵軍傷亡120多人,俘敵200余人,繳獲彈藥300余挑,輕重機槍7挺,長短槍數百支。縱隊司令萬耀煌幾經掙扎,僥幸逃跑。17日,紅二、六軍團全部進入威寧縣境,離開昭通地域,紅二、六軍團在昭通彝良、鎮雄一帶以少勝多,與十倍于已的敵人周旋,主動出擊、跳出重圍西去,徹底擺脫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烏蒙回旋戰”。

(五)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云南支隊的艱苦斗爭

在“扎西會議”上,黨中央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擊縱隊”留下400余干部戰士在川滇黔邊境開展游擊戰爭,開辟川滇黔邊蘇區,1936年“縱隊”失敗后,殷祿才領導的“云南支隊”繼續堅持斗爭,活動于川滇黔交界處的廣大地區,部隊一度擴大到1000余人,先后擊退了敵人多次“圍剿”,一直堅持斗爭到1947年3月,支隊被國民黨調集重兵和10多個縣的地方武裝進行聯合“圍剿”,因敵我懸殊太大,支隊長殷祿才、政委陳華久英勇犧牲,成員大部分犧牲后,支隊失敗,前后堅持斗爭達12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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